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種我無法避免的東西，

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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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個側面，

它不可能是一個具有

長詩或長篇小說那樣價值的作品，

但這是屬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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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制度毀滅人們的個人價值，

超出或低于這種個人價值都是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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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書能由那些想讀我的書的人，

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來讀。

薩特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4月15日），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法國無神論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會主義最積極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絕接受任何獎項，包括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在戰(zhàn)后的歷次斗爭中都站在正義的一邊，對各種被剝奪權利者表示同情，反對冷戰(zhàn)。

我拒絕一切榮譽

我的深層實在是超出榮譽的。這些榮譽是一些人給另一些人的，而給這榮譽的人，無論是給榮譽勛位還是諾貝爾獎金，都沒有資格來授予。我無法想象誰有權給康德、笛卡爾或歌德一項獎，這獎意味著現在你屬于某一等級。我們把文學變成了一種有等級的實在，在其中你處于這種或那種地位。我拒絕這樣做，所以我拒絕一切榮譽。

例如，在戰(zhàn)后對于榮譽勛位的拒絕。在我看來，榮譽勛位是給一大批平庸之輩的酬勞。就是說，一個得了榮譽勛位的工程師應得這個榮譽，而另一個跟這人情況相同的人卻不應得。他們不是由于自身的真實價值，而是由于做了一項工作或頭頭推薦或其他情況而被授予。這完全不符合他們的實在。這種特殊的實在是無法計量的。

一開始自由和平等在這兒，在一個人的過程中，在一個人的發(fā)展中，平等最后應該還在這兒。但人又是一個服從等級系統(tǒng)的存在物，作為一個分等級的存在物，他可能變得愚蠢起來，或者他開始喜歡等級制度而寧肯不要他深層的實在。在這個水平上，在等級的水平上，他也許應該得到“平庸”這樣一個輕蔑的形容詞。

我認為，我們周圍的多數人對榮譽勛位、諾貝爾獎和類似的東西評價過高了，而事實上這些獎不說明任何問題。它們僅僅符合等級制度所給出的一種區(qū)別，但這不是一種真正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們只知其然而不真正知其所以然的存在。

我寫作，于是我希望讀者認為我寫得好。不是說我認為它們都是很好的——遠非如此，但它們碰巧都是很好時，我希望能馬上得到讀者對它很高的評價。這是另一回事。而那種讓我得到榮譽勛位的外在性是抽象的。

我認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給我的榮譽，因為它們是抽象的，從沒有對準我。我完全反對諾貝爾獎，因為它把作家分成等級。如果15世紀或者16世紀就有諾貝爾獎，我們就會看到，克萊芒·馬羅得了獎，而康德沒有得到它——他本應該得到的，但因為混亂或因為評審團的某些成員做了這事那事，這獎沒有給他——當然，維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這時，文學好像完全被規(guī)定、安排在一種等級制度中。你會得到法蘭西學院院士的頭銜，而另一些人有龔古爾獎，還有一些人有其他的稱號。

諾貝爾獎是年獎。這個獎同什么相符合呢？說一位作家在1974年得到它，這是什么意思呢？對那些較早得到它的人，或對那些沒有得到它但他們又寫了大概是更好的東西的人，它又意味著什么？這個獎有什么意義？真正可以說他們在把它給我的那一年我就比我的同事、比其他作家更優(yōu)秀，而在這之后的一年又有某人更優(yōu)秀嗎？人們真正有必要這樣來看待文學嗎？好像那些在一年或很長時間都是優(yōu)秀的人們只有在這個特別的一年才能被承認是優(yōu)秀的，這合理嗎？應該說這是荒謬的。

顯然，一個作家不可能在一個給定的時間里對其余的人來說是最優(yōu)秀的。他最多只是最好的那些人中的一個。而“最好的人”的說法表達得不好。他是那些真正寫了好書的人中的一個，而他跟他們是平等的。他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寫了這些書。為這些書而授予諾貝爾獎必定有一種新的緣由。

我發(fā)表了《詞語》，他們認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給了我諾貝爾獎。對他們來說，這就給了我的作品一種新的價值。但人們本該在一年前就得出這種結論，在我還沒有發(fā)表這本書時，我的價值就要小些嗎？這真是一種荒謬的看法。

按一種等級制度的次序來安排文學的整個觀念是一種反對文學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適合于想把一切都變成自己體系的一部分的資產階級社會。如果作家被一個資產階級社會所接受，他們就會被一種等級制度所接收，因為等級制度是表現在一切社會形式都有的那種次序之中的。

等級制度毀滅人們的個人價值，超出或低于這種個人價值都是荒謬的。這是我拒絕諾貝爾獎的原因，因為我一點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當。我非常喜歡海明威，我個人也認識他，我在古巴同他見過面。但我完全沒有想過我跟他名次相當或在對他的關系中應該排在何種名次上，這種想法我認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

我希望我的書能由那些想讀我的書的人，而不是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來讀?！揖芙^榮耀稱號，因為這會使人受到約束，而我一心只想做個自由人，一個作家應該真誠地做人。

我為什么拒絕諾貝爾獎呢？因為一個時期以來它已染上了某種政治色彩。倘若我接受諾貝爾獎——哪怕我在斯德哥爾摩作一番蠻橫無理的講話，且不說這是一件荒謬的事——那我就會被收買。如果我是某個政黨的成員，譬如說我是共產黨的一員，那么情況也許就會不一樣。獎金可能是以間接的方式頒發(fā)給我所屬的政黨的，總之獎金是為該政黨服務的。然而如果問題涉及某個孤獨的人，即使他有一些“過激的”觀點，那么人們必然會以給他授獎的方式來收買他。這無異于說，“最后他終于成了我們中的一分子”。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許多報刊把我的拒絕行為說成是由我的一些個人原因造成的：比如說我因為加繆先于我獲得了諾貝爾獎而惱火；說我害怕波伏娃會嫉妒；還有人說我心比天高，我是出于驕傲而拒絕所有榮譽的。對此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回答：假如我們有一個如我所希望的人民陣線的政府，如果由它來給我授獎，那我就會很高興地加以接受。在這一事件中使我最感為難的是那些窮人給我的來信。這是一些令人悲傷的來信，他們眾口一詞地說：“把你拒絕的錢給我吧！”

當我拒絕獎金時，我什么也沒做，只是在我接受獎金時我才可能做出某事，我才可能聽任被制度所收買，這真是一件怪事。

本來這里是可以用某種補償的方式使事情得到平衡的。在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期間，我們簽名于“一百二十一人宣言”，如果這時授予我諾貝爾獎，我是樂于接受的。因為這項榮譽不僅是給我的，也是給予我們?yōu)橹畱?zhàn)斗的自由。但那時沒有人給我這項獎，只是到現在，所有的戰(zhàn)斗都結束了，人們才把它給我。

瑞典皇家學院的授獎書中提到自由。自由是一個可以引起多種解釋的詞。在西方，人們把它理解為抽象的自由。而在我看來，它意味著一種具體得多的自由——人們應該擁有不止一雙鞋的權利，應該有肚子餓了就能吃飽的權利。對我來說，接受這項獎比拒絕它更為危險。如果接受了，就會使我自己處于我稱之為“被客觀利用”的境地。

我在《費加羅文學報》上讀到，“他那引起爭議的政治上的過去不會招致太多對他的反對”。我知道這篇文章并不代表瑞典皇家學院的意思，但由此可見，在我接受這獎后，那些右翼人士是怎樣看待這件事的。我認為這“引起爭議的政治上的過去”仍然有它充分存在的根據，盡管我在朋友中間時，隨時準備去修正我在過去造成的種種錯誤。

我并不認為諾貝爾獎是一個“資產階級的獎”，但我太熟悉的那一階層，正是這樣對它作出資產階級的解釋的。

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個側面

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種我無法避免的東西，不得不卷入其中的東西。我不是一個政治家，但我對許多事件有著政治反應，因此，在廣義講，一個政治家的狀態(tài)，是一個被政治所激動、沉浸在政治中的人的狀態(tài)，這是某種成為我的特性的東西。例如，有一段時間毛主義者把我和維克多的友誼僅僅看成是一種政治關系。

二十歲的時候我是不關心政治的——這也許只是另一種政治態(tài)度——而我終于面對著人類的某種政治命運，而且終于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在我看來，從對政治不關心轉變?yōu)槌忠环N嚴格的政治態(tài)度，這體現了一種生活。它占用了我一生的許多時間。革命民主聯盟同共產黨人的關系，同毛主義者的關系以及所有這一切。這構成一個整體。

應該先解釋一下，做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是什么意思，這是怎么發(fā)生的，為什么我剛結識你時我是不關心政治的，而后來，政治思想越來越緊地圍繞著我，終于使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接受了它們，這又是怎么口事。這些東西對我是有著根本意義的。

我小的時候，政治是跟每個人都有關系的。每個人都得履行某些義務，比如說投票表決，而每個人投票的結果是，這個國家應該成為一個共和國而不是第二帝國或君主國。我外祖父采取了第三共和國的立場。我想他是投了中間的票；他沒有多談他投了哪些人的票。他認為一個人應該保守這個秘密。這對全家人說來都是滑稽可笑的，他的妻子一點也不關心這個，他的女兒對這一點也不懂，而我，又是小得不會去問他，但他仍然樂于保守自己的秘密。這是投票人的秘密；這是他在投票中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但他對我們說過他將投彭加勒的票。

很快我就獲得一個人一生應該怎樣發(fā)展的思想——一個人開始時不是政治性的，以后到了五十歲他逐漸變得具有政治性，例如像左拉，他在德雷福斯事件時期從事政治活動。

一個作家的生活表現為他有一個青年時代、一個生產他的作品的中年時期和以后他作為一個作家來進行政治活動的時期，這時他對這個國家的種種事件產生興趣。

我知道政治也可能是一個寫作的問題。它不僅僅受到選舉和戰(zhàn)爭的影響，也受到寫作的影響。有著諷刺文學作品或對一個特別的政治事件進行討論的文學作品；對我說來，政治是文學的附帶的方面。我認為到了我一生的后期，創(chuàng)造文學作品的能力減退時，我應該大大地從事一下政治。我看待自己的一生——我一生中寫的作品不會很多——我是這樣看的，我的一生必重會見應始活動農為結束。紀德也是這樣的。在他晚年，他去了蘇聯，去了乍得；他涉及大量的戰(zhàn)后政治。他老了，不很適合于行動。他可以通過給青年提出一些建議或特別的幫助來貢獻自己。例如，德里福斯事件，或維克多·雨果把自己流放到自己的島上，譴責第二帝國。說真的這有兩個方面的東西。我認為政治是作家使命的一個側面，它不可能是一個具有長詩或長篇小說那樣價值的作品，但這是屬于他的。政治寫作方面應該屬于作家，但同時因為它又屬于老年作家，它也是他的頂峰。這是某種比他以前完成的要少的東西，同時它又是他的頂峰。

《超越生命的選擇》

作者：薩特

編者：閻偉

出版：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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